[9]这类划分隐含了对近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判断。

政府出台了多项减税措施以扶持中小企业，然而有的地方对于减税措施的落实情况却令人不解如果结构性减税一直停留在隔靴搔痒的阶段，那么其不仅难以对制造业（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带来实质性帮助，而且也难以在未来充当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

截至6月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4564亿元，已连续三个季度上升。立体式的债务问题不仅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蔓延，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如果考虑降低收费基金负担，那么一年减税空间甚至可达到1万亿元。可惜的是，近年来被一直倡导的结构性减税，尚缺乏整体规划和设计，仍处于小范围试点和小规模 零敲碎打的阶段。这不仅加大了实现全年经济稳增长目标的难度，也加大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由于此类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是长期和缓慢的，但很多地方债务却要在短期内兑现，这就不得不一次次用新的短期贷款取代旧的短期贷款，滚动成为一个虚拟的长期贷款。结构性减税措施不仅需要落实，其试点范围也需要扩大，减税量限需要提高。当然，上述经济战略优势只是停留在假设中的场景。

当中国经济规模和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到这种程度时，亚洲国家就真正紧密地绑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经济战车上。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基本可望可期，亚洲经济一体化和内部进口依存度的提高，均不是容易的事。如果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最终产品市场的成长，则中国可通过扩大进口，提高亚洲内部贸易比例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的不对称绝对战略优势，亦将逐步成为现实。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模式已经受到了欧美外需下降和中国成本提高的双重约束，若仅仅依靠这种模式，亚洲的内部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程度都将难以提高。

这就是不对称绝对战略优势的威慑力量。可见，在当前中日经贸关系中，中国如果想以经贸制裁来压服日本，恐怕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策。

2010年中国名义GDP首次超过日本时，是日本GDP的1.07倍，2011年中国GDP相当于日本同期GDP的1.23倍。其三，中国进口的增长潜力可以进一步释放，日本难以失去中国市场中国是一个出口多于进口、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仅在最近几年，中国进口增速开始大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有所缩校假定未来中国逐渐趋于贸易平衡，在上述相对GDP规模和出口依存度不变的情况下，即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是4%，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GDP的比例将达16%。过去十年中国的名义美元GDP增长率就比日本年均高15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中国在亚洲经济中的这种不对称绝对战略优势可能来自三方面：其一，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仍在，日本经济实力将相对下降。

届时，中日再出现经济和贸易战，静态测算可知，日本可能拼掉GDP的16%，而中国GDP只损失4%，日本将不会有勇气来承受中国的经济或贸易制裁，谈判和妥协将成为解决争端的理性选择。亚洲各国目前的相互贸易，主要是中国从亚洲各国进口中间品进行组装，然后向欧美出口最终产品。如果按这种增长优势再发展十年，中国的名义美元GDP将达到日本的5.6倍。可见，扩大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改善和长期增长的需要，也是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增加亚洲各国对中国经济依存度、提升中国在亚洲经济中的战略优势的重要手段。

如果中日全面开打经济和贸易战，中国有几成胜算?标准答案其实很难找到。这很像美国在美洲的角色。

殊不知，赶出日本在华企业造成日资损失的同时，也会令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员工失业、相关中国企业受损。如果亚洲经贸一体化程度提高，亚洲内部贸易占其国际贸易的比例能够达到欧盟的程度，在上述相对GDP规模和总进出口依存度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将达4%，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GDP的比例将达14%。

就是说，中国的名义美元GDP增速比日本高出16个百分点。可见，只要中国充分挖掘经济和贸易增长潜力，在未来中日经贸较量中，中国有可能获得四倍于日本的经济战略优势。2011年中国对日本出口1483亿美元，约占中国当年GDP2%，日本对中国出口1620亿美元，约占日本当年GDP2.7%。考虑到日本等国可以将工厂搬离中国，它们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也可以随之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战略优势将会受到较大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很难再依靠出口的快速增长，而要依靠国内需求的持续扩大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

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措施要以这个来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都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提高效率、转变增长模式有几个方面的路径，其中有一些东西被大众所接受，但有一些东西被忽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慈父主义。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

最近一年多以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第一，其实这是害了企业。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慈父主义 。一定要按照科技大会所定下来的指导思想，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

要为企业搭好舞台无疑，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手中还是掌握了大量资源。但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即TFP，全要素生产率)，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

第一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我一再引用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第四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负责能取得资源。创新 ≠ 技术发明近年来，各级领导都强调创新，但是出现了一些误解或误导，就是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术发明，或者说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去取代所有原来的制造业。

另外，是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企业是主体，但政府是企业的主导，这样就会有问题。

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有什么特点呢？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就是研发RD、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第二，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

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比如当时提出来的和后来一直强调的——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要提高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

第三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他说，激励的要点，就是要让任何个体或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关键是按照另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叫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